習近平回信勉勵北京市八達嶺長城腳下的鄉親們

帶動更多人了解長城保護長城

把祖先留下的這份珍貴財富世世代代傳下去

新華社北京5月15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5月14日給北京市延慶區八達嶺鎮石峽村的鄉親們回信，向他們致以誠摯問候并提出殷切期望。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這些年你們自發守護長城、傳承長城文化，并依托長城資源走上了致富路，我很高興。

習近平強調，長城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保護好、傳承好這一歷史文化遺產，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希望大家接續努力、久久為功，像守護家園一樣守護好長城，弘揚長城文化，講好長城故事，帶動更多人了解長城、保護長城，把祖先留下的這份珍貴財富世世代代傳下去，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

長城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文化遺產。1984年，鄧小平、習仲勛等領導同志為首都一些單位發起的“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題詞，激發了海內外中華兒女保護長城的熱情。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長城文化價值發掘和文物遺產傳承保護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導推動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近日，北京市八達嶺長城腳下的石峽村村民給習總書記寫信，匯報自發參與長城保護工作和村里的發展變化等情況，表達繼續守護長城、傳承長城文化的決心。

－－－－－－－－延伸閱讀－－－－－－－－

（一）為什么說長城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都會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留給世界，在中國，長城是具有這種價值的地標性建筑中特別突出的代表。長城在全世界已經成為中國的代名詞，成為世界語境的中國符號。

長城是我國古代不同歷史時期修建的規模浩大的軍事防御工程。長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即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為自身的安全和發展，修筑長城相互防御。公元前4世紀，自燕、趙、秦等諸侯國始，至此后的秦、漢、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齊、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均修筑了長城，修建目的亦由諸侯國間的互相防御，轉變成為保護農耕地區，調整農耕政權與游牧勢力之間的社會經濟秩序。長城內外是故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得到強化。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部署建設長城、大運河、長征三大國家文化公園。其中，長城涉及15個省，對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作出戰略部署，這是國家文化戰略和經濟發展戰略重要的環節。

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嘉峪關察看關城并聽取長城保護情況介紹時強調，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拔的愛國情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長城文化價值發掘和文物遺產傳承保護工作，弘揚民族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起磅礴力量。

▲長城分布示意圖（圖片來源：中國長城遺產網）

經國家文物局認定，截至2012年6月，中國歷代長城遺跡總長共有21196.18千米。中國長城因其獨特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于1987年被整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歷史上修筑過的長城，都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中國古代為什么要付出這么多的艱辛，持續地建筑和使用長城？修建長城與當時的地理環境有關。東邊和南邊的大海，西面和西南的喜馬拉雅等高山，構成了當時難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北方雖有荒漠，卻有廣袤的草原相連接。

戰國時期，有了秦、趙、燕三個諸侯國修建的長城，開始了農耕對游牧的防御。秦漢時期創造了更為發達的農耕文明，與此同時，游牧民族也向草原文明邁進。而同期產生并發展起來的萬里長城，作用主要是在農耕文明向北擴展之后，協調農耕和游牧兩種生產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矛盾和沖突。在古代中國中原地區，農業始終是立國之本，保護農耕就是保護國家命脈。從戰國以來，長城一直肩負著這項使命。

中國古代文化之所以能燦爛輝煌地傳續到今天，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統一和疆域遼闊。沒有統一的國家，就沒有國家文化的繁榮發達。統一穩定的國家政權是創造經濟繁榮、文化繁榮的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進中華文化繁榮發達的基礎。我們說要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是因為文化的連綿不斷源于后人對前人文化的繼承。前人創造的文化，為后人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只有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之上，才能夠進一步繁榮今天的文化。

長城是中華文明的象征。長城內外廣大地區，更是中國古代各民族碰撞與融合的舞臺。中華民族具有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和特色，這一特色與長城地區有著密切聯系。和平發展符合長城內外各族人民的利益，保障了農耕與游牧經濟的和諧發展。

在人類社會生活和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始終面臨三大基本問題：生死存亡、構建文明發展秩序、文明發展和延續。長城存在的價值，與解決人類面臨的這三個基本問題息息相關。

生死存亡是人類面臨的第一大基本問題。對于長城的修建者來說，不能解決生死存亡，一切都無從談起。長城內外不同民族的利益有大小之分，有輕重之別。但是，與生死存亡相比，任何利益都處于次要位置。這對長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亦然，有序化的交流與發展，總體上符合農牧雙方的長遠利益。

文明秩序的構建是人類第二個基本問題。人類有合作發展、尋求雙贏或多贏的愿望，也有為了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對抗甚至爭斗的事實。長城的存在調整了農耕和游牧民族之間的沖突，減少了雙方發生戰爭的次數，在那個時代部分地解決了文明沖突問題。

文明的發展和延續是人類第三大基本問題。長城的存在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延續提供了保障。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會的形成，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過程，長城自產生之始就伴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中國作為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人民世世代代勞動、生息、繁衍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保持著幾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記載，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脈絡與體系。

我們為什么說古代修建長城是對和平的追求?說到長城，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攻打和戍守堅固的城墻，是永不散去的烽火硝煙。其實這并不全面，嚴格地講，長城沿線的絕大部分地方都沒有打過仗，即便是打過仗的地方，絕大部分時間也是不打仗的。長城是預防戰爭的手段。

長城由綿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墻，一重或多重城堡以及沿長城密布的烽燧、道路、各種附屬設施，巧妙借助天然險阻而構成。長城防御體系以城墻為主線，以關隘為支撐點，點線結合、縱深相貫。每道長城都長達千里甚至萬里以上，所以從總體上說，長城是一條線狀的、既綿長又巨大的防御工程。

從農耕和游牧民族碰撞與融合的意義上說，長城承載著中國人獨特的情感、獨特的心理追求。人心所向，不想打仗。有了長城，戰爭的數量、戰爭的規模都大幅度地減少了。所以，我們說長城是和平的象征。（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燕山大學教授 董耀會）

（二）為什么說長城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生動體現

長城的偉大不僅在于它是萬里之長的防御工事，更在于它是萬里之長的交往交流交融地帶。

作為“區域”的長城帶，本身并不是一個封閉的或孤立的地理空間，而是與長城帶南北的農耕和游牧地區存在著廣泛的文化接觸、經濟交流以及多種社會力量碰撞的場域。

站在長城之上，“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與“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的景象可以同時盡收眼底。

作為兩種不同的經濟類型和生產生活方式，農耕和游牧彼此有著強烈的沖突和互補。因此，游牧民族單一的畜牧業經濟迫切需要以自己的畜產品和狩獵品交換農耕民族的糧食、茶葉、布帛和各種生活用具，而農耕民族也需要游牧民族的馬匹、畜產品、獸皮和木材等，而且這種交易的規模和品種，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來愈大、愈來愈多。游牧民族也非一概“肉食酪飲”。毗鄰農業區的牧民沒有不吃糧食的，一般中等牧民和貧苦牧民所占有的少量畜群是經不住常年“肉食”。

生產生活資源互換的方式，通常來講有搶奪和貿易兩種模式。當搶奪成為一種常態時，戰爭就會越來越多，長城的修筑，構建了良好的農耕和游牧秩序。游牧民族在長城以北放牧，農耕民族在長城以南種地，雙方通過在長城上修筑的許多關口進行貿易往來，這樣，就有效促進了農耕和游牧各民族間的交流交往交融和長城沿線社會經濟發展。

可見，長城的修筑，封閉只是手段，交流才是目的。正是長城帶道路網的開辟，使得游牧區和農耕區之間的經濟貿易交往不僅有了保護，而且還有了通道，北方長城帶的“絹馬貿易”和“茶馬貿易”，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一直沒有停止過，絲綢之路與長城帶道路是并行的。

早在秦朝大一統之前，長城就已修筑，而比長城更早的則是游牧與農耕人群的往來交流。在秦朝連接了戰國長城并加以新筑后，長城兩側的交往也從未中斷。

秦漢與匈奴、烏桓、鮮卑、羌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通過合市、和親、賞賜等方式進行交流。所以在《史記》中留下了“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的記載。

宋朝與遼等北方政權在長城一線，通過“榷場貿易”“走私交易”“官使兼易”等方式開展經濟活動，宋向遼輸出農產品、絲織品、藥材、茶葉、金銀器等，遼向宋輸出畜產品、土特產等。即使在雙方政權對峙時期，雖然政府下令關閉互市貿易場所，但民間互市依然存在。如《續資治通鑒長編》載，“私易無所畏憚”“私販不能止”。

明朝設置茶馬司，管理中原地區與民族地區的茶馬貿易，茶馬互市空前繁榮。明朝《宣府鎮志》記載，張家口堡有“南京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賈皆爭居之”。長城腳下呈現出“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于中原”的繁榮景象。

▲得勝堡是明代北方軍事防御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規模較大的馬市。圖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新榮區的得勝口古堡群。（圖片來源：大同市政府網站）

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境內有兩道長城遺址，一條是北魏長城，一條是金長城。長城見證了這座小城的過往與輝煌。

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舉行了著名的“多倫會盟”，漠北蒙古正式歸附清朝中央政府，改變了當時東北亞的政治格局。從此，多倫諾爾迅速發展成為內蒙古歷史上的“旅蒙商之都”“民族手工業之都”和軍事重鎮。

多倫會盟20多年后，康熙帝再次來到多倫諾爾，發出感嘆：“殿宇廊廡，鐘臺鼓樓，日就新整，而居民鱗比，屋廬望接，儼然一大都會也。”此時的多倫諾爾，已呈現出少有的繁華景象，成為“南迎中華福，北接蒙古財，日進斗金，日出斗銀”的商貿集散地。到19世紀中葉，多倫諾爾全城商號達到了4000多家。

兩千多年間，農耕文化向長城以北的游牧地區傳播擴散的同時，游牧文化也影響和充實著農耕文化，塑造了長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樣性，豐富了中華文明。長城沿線各民族在經濟互通的過程中，形成了文化上和諧共生的局面，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不斷增強。

東漢初年，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分。南匈奴降漢以后，初分置于五原、云中、定襄等緣邊八郡，后來又集中到并州、雍州等所屬的六郡，與邊郡的漢人雜居。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北方少數民族內遷，形成了關中之民“戎狄居半”的局面。與此同時，大量中原漢族人口遷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域等地，與當地的匈奴、月氏、羌、氐等民族雜居。長城沿線各民族之間，如匈奴與鮮卑、月氏、烏孫，鮮卑與烏桓之間，也相互雜居相處。

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積淀，東胡、匈奴、鮮卑、羯、氐、烏桓等許多民族逐漸在歷史中消失，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融合于漢族之中。到了清代，在長城沿線，西起鄂爾多斯，經歸化城土默特旗，至察哈爾地、卓索圖盟、昭烏達盟以至科爾沁東部，漢人屯居甚密，形成了蒙古族與漢族雜居的廣大半農半牧區。

人口遷徙是長城沿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雜居相處的居住模式，使各民族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風土人情彼此影響、相互滲透，客觀上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發展。

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在長城沿線，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交流融合經久不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關系。

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張掖、嘉峪關、酒泉、敦煌、哈密等處均于農牧交錯地帶，在古代這里既是兵家必爭之地，又是茶馬貿易、絹馬貿易繁盛的城市。曾經生活在這里的民族如契丹、女真、回鶻、黨項等已消失或融入當地的綠洲居民之中，成為今天的河西走廊各綠洲的人群來源之一，經過各民族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之間相互離不開，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也深入人心。有專家曾生動地指出，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們，“漢中自有三分胡，胡中自帶七分漢”。

▲河西走廊地理位置示意圖（黃色區域）。河西走廊東起蘭州以西的烏鞘嶺下，西至羅布泊洼地邊緣，自古以來便是溝通中國中原地區與西域的交通要道、多民族不斷交鋒融合的核心區域。（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

長城是一道重要的生態屏障，阻擋著北方的荒漠化，正是在當地各族人民長年累月的努力下，長城沿線出現了“綠色林帶護農田，林蔭深處安家園”的喜人景象。長城是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巨大紐帶，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它生生不息，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這也正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生動體現。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當今，世界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國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緊密。人類的整體命運空前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成為人類實現普遍安全和共同發展的追求。長城的歷史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共同發展的歷史，也必將見證今天全世界范圍的文明交流互鑒。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發展和壯大，長城也將見證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的中國貢獻。（西安外國語大學 黃達遠 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 張建勛）

（延伸閱讀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

監制 | 王翔宇

責編 | 許玲玉

制作 | 郭欣欣

【編輯:何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