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過去40多年對外開放實踐的成就印證了長期增長理論。這種過去被認為是西方舶來品的理論，實際上在中國2000多年前的《史記》和《淮南子》中就有過反映。古人所說的“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多易所鮮，以所工易所拙”，在相當程度上概括了今天國際貿易理論的全部內容。中國的開放實踐在深層次里包含著中國人自己的傳統智慧。

過去4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最根本原因就是改革和開放。那么，中國的對外開放到底遵循了一個什么樣的理論邏輯呢？

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提出，中國要發展，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可能的。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這些表述實際上已經證明，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最重要支柱。回望中國40多年來的發展，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中國的成功就是長期增長的成功。長期增長，或者說經濟增長，指的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長，而人均收入增長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為人均收入增長就是單位時間內的產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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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也是直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技術進步——這個清晰可見，毋庸贅言；二是分工、專業化和交換。

那么，分工、專業化和交換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呢？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談到，這取決于市場規模的大小——市場規模越大，參與分工和專業化的生產要素就越多，分工也就越細密，大家越可以通過各自優勢、比較優勢或絕對優勢進行交換，并取得更大收益。后人把這套理論稱之為“斯密定理”，即經濟增長取決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市場規模大了，貿易創造的收益就增長了。

中國的開放實踐印證了長期增長理論。中國開放取得的重大成就，與中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和不斷深化規則對接密不可分。大力吸引外資、建立經濟特區、出口導向政策、企業走出等等，這一切都擴大了市場規模，在國際分工基礎上通過交換使得來自貿易的收益越來越大。當然，這個過程中肯定伴有技術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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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增長理論被認為是一種西方理論，但這些思想實際上與2000多年前中國古人談論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的開放實踐在深層次里包含著中國人自己的傳統智慧。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在18世紀寫成的，而類似的觀點早在司馬遷《史記》里的《貨殖列傳》中就有過反映。“貨殖”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增長”。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專門談到了怎樣實現“貨殖”：

以所多易所鮮。

——用我多的東西換我少的東西。

與司馬遷幾乎同時代的劉安編寫的《淮南子》一書中也談到了如何實現自然貨殖：

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

——用我有的換我沒有的，用我擅長生產的換我不擅長生產的。

由此可見，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基本思想和邏輯架構，我們的先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討論過了。“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多易所鮮，以所工易所拙”，在相當程度上概括了今天國際貿易理論的全部內容。我把中國這套理論稱之為“淮南子·司馬遷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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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講的主要是“以所工易所拙”，但還沒有詳談“以所多易所鮮”。后來，瑞典的赫克歇爾和他的學生俄林做了補充。他們強調了自然稟賦，就是“多少”和“有無”的問題。長期增長理論的兩大邏輯基點之一，即分工與貿易收益，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那里找到明顯的對應，同時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東西方的認知同構的一面和圣賢智慧不斷理論化的過程。

當然，需要強調的是，既然參與分工進行交換，就必須要有交換的規則和制度保障，所以改革和開放是統一的。改革在這里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及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所有這一切說到底就是在加入一套規則體系，在相應的體系里，人們可以保障權利，形成穩定的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使巨大的和潛在的貿易收益得以實現。

這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邏輯。開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支點，通過開放，中國獲取了來自貿易的巨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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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Exchange motivator"

責編 | 宋平 辛欣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