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1日，習近平主席出席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就啟動“全球發展倡議”作重要講話，鄭重承諾“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加大發展資源投入、重點推進綠色發展等領域合作”，展現了中國支持發展中國家綠色復蘇和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擔當。

當前，能源短缺已經成為制約廣大發展中國家疫情防控和疫后復蘇的主要瓶頸之一。中國作為最早控制住疫情，并以“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目標引領社會深刻轉型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正通過分享中國低碳發展經驗以及提供綠色能源援助，致力于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疫情條件下實現能源轉型，推進綠色發展。

中國從建國初期開始就深刻認識到能源和電力對國家建設的關鍵作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能源援助主要以開發利用化石能源為主。據統計，1956年至1985年間，中國共幫助16個國家建成52個能源項目，總裝機容量110萬千瓦；援建輸變電工程18個，線路總長2400多公里。

在開發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時，為便利偏遠地區生產生活和社會發展，中國還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了一批沼氣發電、小水電等因地制宜的離網可再生能源項目，并于1981年同聯合開發計劃署合作，在國內建設了專注發展中國家間技術合作的小水電研究和培訓中心，進行了早期綠色能源援助的有益探索。

隨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國內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提供強大支撐。中國在能源領域的國際發展合作也隨之向現代綠色能源援助轉型：在多邊層面，中國在南南合作氣候基金支持下，持續向發展中國家捐贈光伏照明和發電設備，開展綠色低碳發展的官員和技術人員培訓；在雙邊層面，中國加大了綠色能源援助力度，包括為尼泊爾提供總裝機容量1兆瓦的屋頂光伏，通過優惠貸款支持肯尼亞建成東非最大的光伏電站——加里薩50兆瓦光伏電站等。

中國快速迭代的能源技術和規模經濟效應，使得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成本大大降低。通過與中國的發展合作和商業合作，更多發展中國家能夠分享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利好。

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面臨能源消費需求旺盛與能源供給不足的尖銳矛盾，另一方面也面臨全球氣候變化條件下控制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嚴峻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無疑進一步加劇了以上難題，致使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和主權風險上升，融資成本高企，部分規劃當中的可再生能源項目被迫擱置，私營資本缺乏對能源電力基礎設施進行長期投資的意愿，甚至在疫情期間扎堆外逃。

但同時，疫情也為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提供了一個窗口期。全球經濟對化石能源和電力的需求量下降，全球資本對化石能源的投資意愿降低，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進行能源結構調整。全球主要經濟體開始就海外融資退出煤電達成共識，轉而尋求支持可再生能源，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可再生能源開發方面引進投資和技術以及降低成本。

面對當前疫情條件下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的迫切需求和寶貴窗口，中國有針對性地加大綠色能源援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提供更大助力：

一是對接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中國能源援助應尊重東道國發展議程，回應發展中國家發展需求，對接東道國發展規劃，提升能源對外援助項目與東道國能源發展遠景的兼容度。

二是分享低碳清潔能源發展解決方案。中國可再生能源設備產能和國內裝機已連年穩居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領域比較優勢還體現在節能技術、減排技術、綠色金融等領域。例如，對市場機制和營商環境相對良好的國家，可開展綠色金融政策交流和人才培養援助項目；對東道國已落成的化石能源項目，可開展污染物排放改造、綜合節能改造和電站靈活性改造援助；對于成本和技術門檻較高、但備受全球關注的新興技術，例如碳捕捉和封存，也可考慮以援助開展可行性研究或技術培訓，撬動后續商業合作。

三是分享中國能源脫貧與能源轉型相結合的發展經驗。中國在推動14億人口全民通電和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探索了協同推進能源脫貧和能源清潔轉型的創新方案，例如，“實施鄉村清潔能源建設工程”被納入了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建設高質量鄉村能源體系、發展普惠式光伏、實施鄉村風電工程等倡議陸續鋪開。中國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加強能力建設合作和政策交流，探討開展“方案援助”，分享中國經驗。

四是以可再生能源助力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能源電力需求貫穿疫情防控工作各個環節。在發展中國家偏遠地區，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電力設施往往比以化石能源驅動的大型集中式電力設施更能滿足醫療衛生工作和日常生產生活需求。中國已在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等援助資金項下，多次開展對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物資贈與。可探討加強能源部門和衛生部門的跨部門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獲得醫療設施必需的供電和照明服務，以及疫苗冷鏈運輸所必需的制冷設備等。

中國低碳綠色發展紅利已成為可與全球各國分享的全球公共產品，尤其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揮“后發優勢”，選擇適宜本國國情的綠色復蘇和可持續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