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文明的醒獅》中英文版由中國觀察智庫主編，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紀70年代后期，我曾在英格蘭北米德蘭茲郡一所文法學校的圖書館里與一些同學討論過中國的崛起。那場討論可能源于鄧小平開始實行他的改革開放政策后，我讀了《經濟學人》或類似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那時候，這還不屬于新聞界的重要議題，但已經進入了某種公開的討論中。

這個人口接近10億的國家——拿破侖名言中“沉睡的雄獅”——終于又要蘇醒了嗎？然而，與此同時也有一種感覺，即全世界已經等了這么久也沒有等到它的蘇醒。

當時，西方對亞洲關注更多的是日本。那時日本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在許多工業部門，特別是汽車行業中日益占據主導地位。在地緣政治的背景下，“冷戰”的機器仍在轟鳴，盡管沒有15年前（注：指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那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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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

這時，英國正處于“不滿的冬天”，似乎全國上下都在罷工，連挖墓工人也不例外，導致死者都無法下葬。值得反思的是，不管在撒切爾夫人上臺之前英國經濟多么糟糕，英國的人均年收入也有5976美元，是同期中國人均年收入155美元的近40倍。

世事在40年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拿英國來說，它的確仍在人均收入方面保持領先地位。只是如今，盡管英國的人均年收入是中國的4倍（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較發達的中國城市的收入水平相比，這個差異還要更小），但英國的整體經濟規模要小得多。

在此期間，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規模幾乎是英國的5倍。目前，英國正在與法國爭奪第五名的位置。根據匯豐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到2030年，中國很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上次中國處于這個地位是在1820年。在這段時間內，約7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是人類歷史上用時最短、脫貧人數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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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也在許多方面改變了全球經濟。起初，是“中國制造”的革命令中國成為世界的制造工廠。這改變了全球供應鏈，許多西方國家的大公司紛紛將生產轉移到中國。剛開始，許多人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直到世紀之交時我參觀了一家DIY商店，才注意到這一點。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外觀相當精致的產品，你認為它的價格是20英鎊，而實際上只要5英鎊。因此，中國崛起的影響之一是減緩了全球的通貨膨脹。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的新樞紐，也為中國自身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如今，我們正在見證中國從一個制造工廠轉變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場。

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將成為未來幾十年最大的全球趨勢之一，中國的消費人口將是美國總人口的兩倍。所有的變化都直接或間接地源于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然而，也許這一年并沒有像它所應該的那樣，讓西方人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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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他于倫敦新成立的全球變化研究所總部接受我采訪時，對這個問題表示了深思：“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如果你是西方國家的學生，你可能會研究20世紀晚期政治的許多內容，你可能要研究蘇聯、柏林墻的倒塌和種族隔離的結束。但你可能不會下那么大工夫研究中國的對外開放。然而它意味著，隨著中國經濟的開放，中國正走上與世界接軌的新道路，并且成果驚人。”

英國著名學者、媒體人、《大國雄心》作者馬丁·雅克2018年9月在由中國日報社在倫敦舉辦的“新時代大講堂”活動中發表演講，明確指出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1978年，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僅開啟了中國的轉型之路，也是世界變革的開端。當時誰也想不到，40年后中國會是這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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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上學的時候起，就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那時中國似乎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20世紀90年代，我曾負責一系列與香港有關的選題，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涉華報道。當時讓我關心的是，政權移交對銀行業和金融業的影響。

我記得當時我與一位人壽保險行業高管的對話，他告訴我應該去看看上海發生了什么。當然，他指的是位于黃浦江東岸的浦東開發項目，似乎一夜之間，浦東就從農田變成了類似曼哈頓的地方。

這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加速期，此前，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時說：“致富光榮。”

1997年，我首次來到中國內地，造訪了鄧小平視察南方的兩個目的地——深圳和廣州。這兩座城市當時正成為活躍的中心，盡管與它們今天21世紀的城市面貌還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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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中國的主要交集是在北京擔任記者的最近這10年。在此期間，我采訪并報道了許多中國的商界和金融界人士，以及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工作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學者。我是在北京奧運會后來到北京的，或許更準確地說，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那時的一大問題是，在經歷30年的轉型期后，中國如何在經濟前景更加暗淡的時期生存下來。

我在北京三里屯進行了第一次采訪，對方是一位記者——喬納森·芬比。那時他的著作《企鵝版中國現代史》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剛剛出版。他擔心對中國來說，未來的30年將比前一段時期更難以駕馭。

他說：“中國現在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中產階級群體要適應，同時農村和城市之間仍然存在差距。在此基礎上，中國必須維持增長。中國的領導層必須想方設法緩和經濟下滑的影響，同時應對相當長期的根本性挑戰。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

芬比對這些問題的強調顯然是正確的，但他所說的十分具有挑戰性的30年，中國已經走過了其中的前10年。對于金融危機，中國的最初應對方案是4萬億計劃，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金融注入。

盡管這項計劃導致了地方政府在之后的兩三年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債務問題，但在全球出口量下滑的情況下，這使中國經濟仍然能夠保持強勁的增長。事實上，中國在金融危機后的表現毫無疑問比西方國家要好得多。

中國人的收入大幅增加，而西方國家大部分人的收入卻下降了。由此產生的不滿促使了特朗普在美國選舉中的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英國脫歐公投的發生。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許多中國城市的街道上，有一種在如今的西方國家所看不到的活力。這讓我們開始思考改革開放的另一面，即它是否也可以成為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藍圖。我在過去十年的報道里關注中非關系的蓬勃發展，并著手進行了一系列關于非洲大陸的報道。

2012年，在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梅萊斯·澤納維去世前的幾個月，我在亞的斯亞貝巴的孟尼利克宮對他進行了采訪。他非常確信，對于埃塞俄比亞來說，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正確的。

20世紀9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非洲發展提出了“華盛頓共識”模式，他對此表示嚴厲批評。這一共識認為，非洲經濟體只有采取自由市場政策才能得到發展。他告訴我：“然而，我們已經等了30年，但也沒看到有什么大變化。”他堅信，國家需要在發展中發揮作用，正如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那樣。他對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推動中國發展的經濟特區模式特別感興趣，他還歡迎中國到埃塞俄比亞投資建設工業園區。

其中最著名的是亞的斯亞貝巴郊外的東部工業園。如今，那里以中國制鞋企業華堅集團而聞名，該公司在非洲為世界各地的頂級品牌代工產品。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然而，未來進行改革開放的可能不僅是制造業模式，其他非洲國家可能希望利用其年輕化和教育程度日益提高的人口，在新興產業中大步前進。

對中國來說，改革開放成功后的重大問題是什么？

2018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博鰲論壇上重申了中國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承諾。他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承諾向更多外國投資企業開放新的經濟部門，包括汽車和保險行業。他說：“40年來，中國人民始終敞開胸襟、擁抱世界，積極作出了中國貢獻……今天，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

這的確是一次難以置信的旅程。未來的挑戰將包括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實現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同時不破壞中國經濟的穩定。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落后農業社會一路走來，中國確立了在2035年成為全球技術領先者的目標。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可能不是美國，而是如今重點發展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術的中國。改革開放一個顯著的成就，就是中國在維持政府體制不變的前提下實現了這一切。

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提出了“新時期”，必須建立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在十九大后不久，雅克接受我的采訪時也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習近平想強調，中國經濟沒有轉向資本主義。中國不會最終成為一個西方式的經濟體或西方式的政體，它將保持著顯著的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仍然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的傳統，而不是資本主義。”

在鄧小平提出偉大的改革開放政策40年后，中國不僅從沉睡中醒來了，而且再次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