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后以國家為主體的第一次激烈表態，并第一次在軍事領域與世界第一強國打成平手，這極大樹立了中國人民抵御強國、追趕強國甚至終將趕超強國的信念
●避免對中美關系不抱希望，也要避免對中美關系期望過高，我們在斗爭中從來不忘“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
●真正的平等是建立在綜合實力的勢均力敵之上
中國特色強國道路是繼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建設道路的進一步發展。今天，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其中最為嚴峻的外部挑戰來自于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如何處理好對美關系，事關中華民族百年復興夢能否實現這一重大歷史課題。在這個問題上，抗美援朝的歷史經驗極為重要。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生政權和美帝國主義的第一場大規模直接碰撞，歷時不長卻深刻觸及雙方實質利益、國家意志和真實能力的底線，從中折射出的歷史經驗尤為值得思考借鑒。
1958年，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部撤離朝鮮。歸國前，中朝兩國部隊官兵舉行告別聯歡。(資料圖片)
以斗爭求緩和
無產階級政權如何在強國戰略中面對敵對的世界霸主，新中國“以斗爭求緩和”的戰略思想極具特色且被歷史證明成功。
在思想上闡明斗爭必要
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國家利益等方面存在結構性矛盾，因此斗爭不可避免。就朝鮮戰爭而言，美國堅決介入有三個內在動因。一是反華，“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朝鮮本身，而是為了要侵略中國，如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所做過的那樣”。二是反共，美國政府曾公開指責朝鮮戰爭是蘇聯策劃下共產黨人向全世界進攻的信號。三是立威，美國曾公開表示朝鮮戰爭是“對美國在自由世界領導地位”的一種明白無誤的挑戰，是“柏林事件更大規模的重演”。
可見，無論是美國反華、反共還是霸權立威，都是美帝國主義反動性的必然結果，都與新中國有著根本沖突，正如毛澤東曾闡述的那樣，“美帝是不會甘心失敗的”，是“一有機會就要整我們的”，如果美國占領朝鮮，不僅對社會主義國家是極大損害，且“對朝鮮，對中國，對整個東方，整個世界，都是不利的”。因此，這件事必須要管。
在斗爭意志上極為堅決
與蘇聯把緩和對美關系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國達成一致協議不同，新中國更重視斗爭。毛澤東對于戰爭的態度一向是兩點：一是不要，二是不怕。中國革命幾十年斗爭經驗告訴我們，壓迫者絕不會對被壓迫者存有一絲同情和主動妥協，對壓迫者怕也沒有用，不怕反倒有利，斗爭是獲得自由解放的唯一手段，對待世界第一強國美帝國主義更是如此。我們不僅要在思想認識上明確斗爭必要性，在行動上更要堅決果敢，必要時甚至要敢于“破釜沉舟”。對美帝國主義的對華圍困，毛澤東的斗爭決心極大。就在抗美援朝期間，毛澤東把“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作為“我們當前的總方針”之一。甚至首次提出“我們要準備大打、長打、打原子彈”。
正是在這種氣概下，新中國才能排除萬難贏得勝利，并給敵人以真正和長久震懾。此后毛澤東也經常利用美國人慣用的“戰爭邊緣政策”，在適當時機下“給美國人一點顏色看”。
在斗爭方法上注重策略
在斗爭意志上的堅決果敢不意味著不講策略。中國共產黨在對美斗爭中始終注重把握邊界、節奏、尺度，以推動事態朝有利于我的方向發展。比如我們在斗爭中始終明確我黨的對美戰略目標不是破裂，而是緩和。抗美援朝結束后，毛澤東利用各種外交場合，主動向美國表示和解之意，表示“為了和平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要做到的”。
避免對中美關系不抱希望，也要避免對中美關系期望過高，我們在斗爭中從來不忘“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在抗美援朝期間，我方一方面與國際社會保持溝通，特派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闡述中國對朝鮮戰爭和臺灣問題的立場；另一方面不理會美國的“和平”試探，集中精力爭奪戰場上的主動。正是通過以斗爭求緩和的戰略，中國在強敵環伺的惡劣國際環境中實現生存和發展。
以持久求平等
強國戰略不僅要注重方法，更要注重步驟和節奏。新中國從唯物主義認識論出發，開辟出“以持久求平等”的強國戰略。
在追求與強國對等中走向強大
以斗爭求緩和，緩和的關鍵標志是中美建交。中美建交不難，難的是雙方在建交條件上達成一致。新中國提出的建交條件是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的基本要求，然而這在美國看來則是不可思議。美國沿襲其百年來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思維，將新中國看作以往歷屆靠依附強國才能維持統治的買辦政府。對此，中國共產黨態度鮮明，那便是“不平等、毋寧戰”。這是中共黨人多年來與各類反動勢力作斗爭的寶貴經驗。抗美援朝恰恰就是這種堅定立場在新中國成立后以國家為主體的第一次激烈表態，并第一次在軍事領域與世界第一強國打成平手，這極大樹立了中國人民抵御強國、追趕強國甚至終將趕超強國的信念。以抗美援朝為起點，新中國在求平等的進程中一步步走向全面強大。
在承認敵強我弱下明確持久戰略
抗美援朝實現了中美在軍事領域的首次交手和勢均力敵，然而要與世界第一強國實現全面對等，以新中國的綜合實力還任重道遠。因此，“持久戰”再次被啟用。可以說“持久戰”一向是以弱對強的根本戰略，其根本要義是以小規模的持久斗爭來一步步消耗強大敵人直至勝利。這恰恰應和了新中國的對美關系目標。毛澤東曾精辟地指出：“對付美國人是要有一點辦法的，要有兩條，一條不行。第一是堅決斗爭，每天都要叫，這是你的辦法。第二是不要急。”
以抗美援朝為起點，新中國打消了短期內能夠使美國徹底刮目相看并予以真正承認的認識，更加明確了持久斗爭的基本戰略。抗美援朝后，毛澤東對即將到來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極為重視。從中方會談的決策和指導方針，到后來每一階段的談判部署、具體方案，乃至重要發言稿、聲明稿等，都是經他最后審定的。此后的談判曠日持久，延續了整整15年，成為現代國際關系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雙邊外交談判。
在持久斗爭中握有平等話語權
以持久斗爭取得對美平等建交，需要回答和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美建交失敗或遲滯的責任在誰？這關系到國際斗爭的政治主動性等問題，至關重要。新中國在中美建交問題上向來注重爭取主動地位，主要通過三個方面的舉措：一是強調我方建交條件的平等原則；二是強調中美建交難題絕不是簡單的美國拒絕我們，而是我們拒絕美國的無理要求；三是強調建交失敗的責任在美國。然而這三點強調如果沒有實際行動作為依托，難免被認為是“自說自話”或“政治宣傳”。抗美援朝及其此后兩次炮擊金門恰恰將我方的表態落到實處，正是因為我們敢于與帝國主義硬碰硬、撕破臉，我們的決心和耐心才使人信服。
以主動求進取
對美斗爭不僅要“經常喊”，還應“不要急”，那么在一個相當長的斗爭階段中，應該怎樣喊，怎樣斗呢？從抗美援朝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后續斗爭中，我們總結出三方面的經驗。
以保持接觸為平等造聲勢
新中國爭取以持久斗爭實現中美平等，重要方法之一是處理好“避免緊張”與“營造緊張”之間的辯證關系，即避免緊張必須通過營造緊張來實現，核心要義是保持接觸。毛澤東認為中美關系之結在于臺灣，一旦美蔣成功將臺灣問題合法化、固定化、國家化，將使我懸置在極為不利的境地，長久下去將極大壓迫我反壓迫空間，有利于美國“解決歐洲”后回過頭來在東方“坐享其成”，屆時新中國難免不會為此決一死戰。
抗美援朝即是打破中美隔絕的第一次“激烈接觸”。此后毛澤東繼續主動籌謀，力爭在臺海問題上變被動為主動，將本來是美國手中的臺灣牌變為自己的牌。1954年和1958年兩次炮擊金門，都是以“保持接觸”為手段，目標實為探清局勢、牽動對手，使美國不得不從歐洲事務中分出相當精力高度重視中國問題，造成中美關系平等態勢。
以呼吁和平為最大公約數
除了集中精力保持對美接觸外，如何在美蘇兩大陣營敵對的世界格局下最大限度團結世界人民，是新中國強國戰略的重要內容。對此，新中國堅定舉起和平旗幟。之所以選擇以和平為抓手，原因有三。一是“反戰”比“反共”更有號召力。美國介入朝鮮戰爭的動員口號是“反共”，這在廣大中間地帶國家不得人心，導致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出現嚴重分歧。新中國出兵的動員口號是保家衛國，包含強烈的自衛反戰意味。二是反戰統合了世界上最廣泛國家和民眾的根本愿望。抗美援朝恰恰是兼顧“反戰”和“反帝”雙重使命的典型斗爭。三是美國明顯不敢反戰，這就與全世界人民構成對立。周恩來曾指出：“我們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里頭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國際上，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方針，只要在和平這個問題上能夠團結起來，就和他拉關系，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社會主義。”
抗美援朝恰恰給了不愿和平的美國一個嚴重教訓，中國希望美國能夠接受教訓，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通過積極的外交努力和蘇聯等國斡旋，終于促成了1954年4月舉行的日內瓦國際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遺留問題，以謀求緩和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半島局勢。當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在日內瓦，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就是我們要和平。而美國人就不抓這個東西，它就是要打，這樣，它就沒有道理了。現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們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此后，新中國正是在“團結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國”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打破孤立，走向強大。
以增強國力為根本推動器
無論是保持對美接觸還是以呼吁和平統戰國際力量，都不能從根本上令美國對我刮目相看，真正的平等是建立在綜合實力的勢均力敵之上。抗美援朝的勝利讓新中國倍感揚眉吐氣，然而此后美國在我核心利益上仍毫無讓步。即便此后新中國繼續在國際上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取得世界輿論贊賞、發起炮擊金門等一系列主動作為后，美國在我核心利益關切上仍然毫無讓步。
毛澤東決心將工作重心放在國家建設上，表示“同美國鬧成僵局二十年，對我們有利”，“不與美國政府發展關系……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很快，我黨提出“趕英超美”戰略。盡管“趕英超美”遭遇挫折，但新中國以提高實力作為與強國斗爭的根本砝碼，這一思路極具啟發。(作者為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
《參考消息》2020年10月20日第11版
刊于《參考消息》2020年10月20日第11版
掃碼下載
中文網微信